俞可平丨特大城市与中国式现代化

摘要：21 世纪以来，一批城区常住人口在500 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在中国集中涌现，这是中国乃至世界城市化和现代化历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这一事件既反映了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普遍规律，也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本文在追溯洋务运动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了特大城市在中国的兴起过程及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本文认为，特大城市的集中涌现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节点。特大城市既是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强大引擎，也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创新源泉，不仅在社会经济进步方面引领着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且在公共治理和公共服务方面也引领着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大城市的未来发展。

关键词：城市化；现代化；特大城市；中国式现代化

     现代化是在工业化基础上包括经济进步、政治进步和文化进步在内的整体性社会变迁过程，是人类社会从传统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必经之路。现代化是一种普遍性的世界历史现象，是“一个世界历史范畴”（罗荣渠，1990），有其一般规律和共同趋势。一方面，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理性化、世俗化和知识化，是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要素。另一方面，每个国家走向现代化各有自己的独特道路，现代化的每一个要素在不同国家也各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因而，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既要遵循普遍的规律，又带有自身的特色，中国式现代化也不例外。改革开放后特大城市在中国的迅速涌现及其在中国社会进步进程中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既深刻地反映了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相伴随，是中国现代化不可回避的必经之路和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也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然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人类不仅是“政治动物”（zoon politikon），也是“城市人群”（urban species）（格莱泽，2012：5）。无论从考古发现还是文字记载来看，城市文明都是人类文明的集中体现，并且一直引领着人类文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被视作传统政治学的奠基之作，传统政治学以国家为核心，但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甚至还没有出现“国家”（state）的概念，而只有“城邦”（polis）的概念。显然，城市产生于国家之前。虽然国家自从产生之后便成为人类最重要的政治共同体，但从人类文明的演进和发展模式来看，即使在国家产生之后，城市也一直是人类最重要的生活共同体和经济发展平台。在全球化和网络化时代，城市作为最重要的人类生活共同体，其对人类文明和人类发展的意义再度受到重视。正如美国学者本杰明·巴伯（Benjamin Barber）所指出的：“如果说19 世纪是帝国的世界，20 世纪是民族国家的世纪，那么21 世纪便是城市的世纪”（Barber，2013）。从世界人口的比例来看，全球总人口超过了80 亿，其中近60%的人生活在城市之中。城市已经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平台，对于后发型国家来说，城市化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现代化。换言之，城市的发展水平在相当程度上表征着国家的发展水平，城市的现代化程度则表征着整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纵观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可以明显地看到两者的高度契合。

现代化源于西方的工业革命，是指欧洲主要国家伴随工业化而产生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社会进步过程。在中文语境中，近代化与现代化常常交替使用，都是对英文modernization 的中文翻译。从晚清和民国时期开始，近代化和现代化范畴就被用以描述和分析中国近代以后的整体性社会变迁过程。正如黄兴涛与陈鹏（2018）所言,现代化或称近代化，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晚清以降中国历史演进的主题之一，常以“现代化”的发生、发展和挫折来把握中国近代史。虽然国内的历史学者通常不加区分地使用“近代化”和“现代化”概念来描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这两者其实还是有着某种细微的差别。“近代化”的概念更多地与中国的近代史相关联，流行的中国历史分期将1840 年鸦片战争视作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相应地，由此产生的社会整体变迁过程亦被称作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正如虞和平（1991）所论证：“一般说来，1840 年的鸦片战争，既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开始，也标志着中国近代化过程的启动。”因此，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也就是在1840—1949 年间中国所从事的现代化，历时百余年。更加确切地说，在中文语境中，近代化就是现代化，但主要指中国现代化的早期阶段，特别是晚清和民国时期的社会变迁进程。1840 年的鸦片战争虽然强制结束了晚清政府的闭关锁国状态，但清王朝并未立即开启现代化进程。直到1860年的洋务运动才是中国现代化真正的开端。从此以后，中国的现代化与城市化相辅相成，共同推动着中国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步，进而推动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转型。

在现代化刚起步的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的城市化率非常低，但与西方发达国家一样，城市同样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主要源头。虽然当时没有权威的统计数据，对清末民初中国的城市化率众说纷纭，但比较公认的估计是：1840—1949 年，全国总人口从4.19 亿增至5.41 亿，共增加1.22 亿人。在此期间，城镇人口由1843 年的2070 万（占总人口的5.1%），增至1893 年的2350 万（占总人口的6.6%），1949 年增至5766 万（占总人口的10.6%）（张善余，2007：284—285）。然而，尽管城市化率如此低下，中国的早期现代化，无论是现代工业、商业、金融业、交通业、运输业和通信业，还是现代的教育、文化、医疗和艺术事业，几乎无一例外都肇始于中国近代的主要城市。洋务运动后，清政府被迫仿照西方国家开始创办现代工业，这些现代工业主要集中于各大城市。例如，1865 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家现代兵器制造厂——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制造业；1880 年，天津电报总局成立，随后相继开办了北洋电报学堂，开启了中国的现代电信业；1896 年，清政府批准开办大清邮政官局，聘请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兼任总邮政司，开启了中国现代邮政业；1904 年，天津创办天津电车电灯股份有限公司，1906 年铺设中国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开启了中国现代城市公共交通；1895 年，天津开办北洋西学学堂（后改名为北洋大学堂）；1898 年，清政府在北京正式创办京师大学堂，开启了中国现代教育事业；1921 年，北京创建了协和医院，标志着中国现代医疗事业的诞生。纵观中国早期的现代化历程，可以说，近代的城市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摇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全新道路，旧有的城市和一批新兴城市共同成为新型工业化的引领者。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仍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新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首先，特别强调工业化，几乎到了以工业化取代现代化的地步。1954 年，毛泽东在领导起草国家宪法时明确提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总目标和“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的总任务。他还以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为起点，“准备以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毛泽东，1999：207）。据此，我国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1953—1957）的具体目标，就是“建立起现代化的钢铁工业、机器制造工业、电力工业、燃料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基本化学工业等等”。其次，鉴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特殊的国际政治背景，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时代的战略判断，同时出于备战考虑和调整国家经济布局的战略考虑，国家将新兴的重工业主要布局在西北和东北的工业基地，从而催生了一批新兴的工业城市。例如，“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156 项重大工程，集中于西安、太原、兰州、包头等八个内陆工业城市，这些城市成为新中国初期中国重工业的新兴基地。最后，由于突出强调工业化对国家现代化的作用，以及农村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我国忽视了城市化对国家现代化的战略意义，从而导致工业化速度超过城市化速度的特殊后果。据相关专家测算，1949—1978 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一直在扩大。“1953 年，中国的工业化率与城市化率相差6.58%，而在1978 年二者相差了26.17%。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呈现为城市化水平远远落后于工业化水平，即滞后型城市化与高工业化水平同时并存的特殊现象”（宋道雷、林越，2023）。

1978 年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正式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确立为国家的战略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实质性的调整，甚至可以说是重启了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将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为经济建设，从对原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开放变为对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全面开放。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从单纯的工业化战略转变为全方位的现代化战略，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对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山东、广西、海南等一批沿海省市给予特殊的经济和贸易政策。所有这些重大的改革开放举措，极大地释放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和生产力，不仅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而且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现代化和城市化历史上的奇迹。统计数据显示，1949—1978 年，中国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一直在80%以上，其中1960—1978 年保持在82%左右。换言之，这18 年间中国在城市化方面几乎没有实质性进展，但在改革开放后城市人口比例迅速提升。20 世纪80 年代后，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首次降至80%以下，1996 年进一步降至70%以下，2003 年再降至60%以下。2011 年更是实现了历史性的逆转，农业人口占比在中国历史上首次降至50%以下（1949 年后城乡人口比例见图1）。

图1 1949 年后中国历年城乡人口比例

注：1.本图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4》整理；2.1981 年及以前数据为户籍统计数；1982、1990、2000、2010、2020 年数据为当年人口普查数据推算数；其余年份数据为年度人口抽样调查推算数据（以下相关表同）；3.总人口包括现役军人，按城乡划分，现役军人计入城镇人口。

伟大的改革开放将中国从一个贫穷的农业大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完成了从农业大国向工业、贸易、科技大国的历史性转变。GDP 总量从1978 年的3678.70 亿元（人均GDP 为385 元）增加到2023 年的126.06 万亿元（人均GDP 为89358 元）。在改革开放的前30 年间，即1978 年到2008 年，中国的年均GDP 增长率超过9%，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的奇迹。除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外，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同样改写了世界城市化的历史。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21 世纪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大大加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城镇化高潮。1978—2023 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从1.72亿增加到9.33 亿，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66.2%。在45 年里以年均高于1%的速度推进城镇化，不仅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也为世界历史所罕见。2011 年，中国城乡人口比例首次实现了历史性逆转，对于中国城镇化历史和现代化历史来说，这是划时代的重大事件。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1 年末，中国城镇常住人口达到6.91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51.27%，首次超过农村常住人口6.57亿，标志着中国人从以居住在农村为主开始转为以居住在城镇为主（国家统计局，2012）。其二，城市数量急速增加，一批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在短时期内快速涌现，其数量之多、人口规模之大遥遥领先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各类城市从1978 年的193 个增加到2023 年的694 个，其中直辖市4 个，副省级市15 个，地级市278 个，县级市397 个（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司，2024：13-20）。建制镇数量从2173 个增加到21421 个，在全国38602 个乡镇级区划中，建制镇比例达55.5%，已经超过原来的乡级建制单位。

城市化与现代化相伴随，是国家现代化的必经之路，这一点早就为被视为现代化鼻祖的欧洲发达国家所证明。现代化以工业化为基础，以城市化为先导，这些都是欧洲原发型现代化国家的普遍经验。“欧洲的现代化与欧洲的城市化是密切相关的，甚至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讲，欧洲的现代化是依靠城市化来推动的”（王挺之，2006）。洋务运动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几乎与城市化进程同进退，这表明中国的现代化同样遵循着世界现代化的普遍规律。但中国作为后发型国家，其现代化进程明显不同于先发型国家，带有不少自身的特征，特大城市的集中涌现就是其中之一。

城市化是指人口从农村向城市集中，城市数目增多和规模扩大的过程。党和政府对城市化规律和重要意义的认识是一个随着实践不断发展深化的过程，主要经历了严格限制城市化、积极发展中小城市、默许和认可大城市发展以及实施新型城市化战略四个阶段。

（一）限制城市化

从1949 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 年改革开放，中国政府不仅不鼓励城市化，而且对城市化采取了严格的遏制政策。在数千年的传统社会中，农民靠天吃饭，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天然基础。1949 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开始将工业化作为国家经济建设的重点，但仍然将农业和农村建设当作工作的重点。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毛泽东，1999：43）。其后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进一步强调：“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个政策不能改变，但‘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毛泽东，1957）。在1959 年的庐山会议上，他说：“要强调把农业搞好，要把重、轻、农、商、交的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工业要支援农业，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基于这样的认识和判断，中央政府对城市化出台了严格的限制政策。1957—1960 年，全国城镇人口从9950 万增长至13070 万，城市化率由15.39%上升至19.75%。这种情况被当时的中央领导层视为出现了“过度城市化”现象，要求各级政府采取有力措施迅速减少城镇人口。在1961—1962 年的两年内，全国共减少城镇人口11659万。周恩来于1962 年主持召开了新中国首次城市工作会议，10 月发布《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当前城市工作若干问题的指示》明确要求：今后一个长时期内，对于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人口的增长，应当严格加以控制。过去市镇建制标准过宽，新增加的市镇过多，以致城镇人口增长过快。今后凡是人口在十万以下的城镇，即使是重要的林区和矿区，没有必要设立市的建制的，都应当撤销。专、县各级应当尽可能多减一些城镇人口，这是今后减少城镇人口的重点。除了少数老城市减少城镇人口指标定得过高应当进行适当调整以外，一般大中城市都应当按照中央的规定，继续完成减少城镇人口的计划。

（二）积极发展中小城市

从全面控制所有城市的数量和人口规模，到只控制大城市的规模而积极发展中小城市，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战略的第一个突破性发展。1978 年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极大地调整了现代化战略，首次将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共同视为通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经之路。这一现代化战略的重大调整实质性地改变了中国的城市化战略。1980 年中央召开了改革开放后的首次城市规划工作会议，制定了我国“城市发展的指导方针”，即“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是我国城市发展的基本方针。国内外经验证明，城市规模过大，会带来许多难以解决的弊端。我们一定要严格控制大城市的人口和用地规模。今后，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原则上不再安排新建大中型工业项目”。这一城市发展的基本方针在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 年）中得到了具体贯彻：“认真执行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方针。新建大中型工业项目，一般不要放在大城市，尽量放到中小城市或郊区。工业技术改造，要和城市规划相结合。特大城市和部分有条件的大城市，要有计划地建设卫星城镇。城镇建设要根据综合开发的原则进行”。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小城市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发展的基调。1989 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则进一步将限制大城市的发展上升为国家的法律条文：“国家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促进生产力和人口的合理布局”。

（三）默许和认可大城市发展

如果说从无差别地控制所有城市的数量与规模到积极发展中小城市是中国城市化战略的第一个突破，那么，随之而来的第二个突破便是：中国政府不仅积极鼓励中小城市发展，而且也默许和认可大城市的发展。城市化伴随着现代化而发展，这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积极鼓励发展中小城市的客观结果是，原先的众多中小城市迅速扩大成为人口规模百万以上的大城市。大城市数量的大量增加以及快速城镇化，不仅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极大地提升了社会现代化的整体水平。面对21 世纪中国大规模城镇化的历史性成就，中国的决策部门对城市化的一般规律和重要意义有了新的认识，并开始进一步调整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战略。2014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文件，即《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这一规划反映了中国政府对城市化的一般规律和意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形成了完整的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战略。例如，该规划强调：“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规划还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引擎，是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然要求。”因此，“当今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是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彼此相辅相成”。

（四）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

改革开放后，随着党和政府对城市化和现代化规律认识的深化，中国的城市化战略逐渐发生了根本性调整，从严格限制城市规模到顺应城市化潮流，再到因势利导，对城市化进行合理引导和主动布局。

2015 年12 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规模最大的城市工作会议，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作了重要讲话。2015 年城市工作会议对于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的重要性在于：其一，充分肯定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城市化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市发展波澜壮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二，充分肯定了城市化对于现代化的关键作用，认为“城市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建设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其三，特别强调要尊重城市发展的规律，并对中国城市的总体布局和发展作出了部署。这次城市工作会议的精神在中国政府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三五”和“十四五”两个规划中得到了贯彻落实。2016 年“十三五”规划指出：“坚持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为支撑、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加快新型城镇化步伐。”该规划还特别指出：要发展一批中心城市，强化区域服务功能。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要加快提高国际化水平，适当疏解中心城区非核心功能，强化与周边城镇高效通勤和一体发展，促进形成都市圈。2021 年“十四五”规划延续了“十三五”规划关于城市化的发展战略，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联动、特色化发展，使更多人民群众享有更高品质的城市生活”。这两个规划特别强调要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完善城市空间布局、推进新型城市建设、提高城市治理水平和提升城市品质，不再像过去那样把重点放在控制城市规模、限制人口上。

改革开放后逐渐形成的新型城市化战略，实际上解除了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对城市化的严格限制，为城市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松绑作用，直接推动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尤其是催生了一大批人口规模在百万以上的大城市和人口规模在五百万以上的特大城市。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城市的分类标准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西方国家的分类标准很不相同。按照中国现行的城市类型学标准，“城市人口”有三种不同的含义：其一是“市域人口”，即该城市所辖的全部居民，包括居住在农村并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其二是“市区常住人口”，即长期居住在城区的实际人口；其三是“市区户籍人口”，即居住在城区并拥有该市户籍的人口。相对而言，“市域人口”的规模最大，“户籍人口”的规模最小，“常住人口”的规模居中。对于市民权利而言，最重要的是“户籍”标准，而对于城市化程度和城市实际人口规模而言，最重要的是“城区常住人口”的标准。

目前通行的中国官方城市分类标准，依据的也是“城区常住人口”。“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城区常住人口50 万以下的城市为小城市，50 万—100 万为中等城市，100 万—500 万为大城市，500 万—1000 万为特大城市，1000 万以上的为超大城市。更具体地说，中国官方的标准将国内城市分为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其中大城市又细分为I 型大城市和II 型大城市，小城市则分为I 型小城市和II 型小城市。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23 年底，中国市域常住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已达276 个（详见表1），其中城区常住人口百万以上的城市有175 个。市域常住人口超过500 万的城市有89 个（详见表2），城区常住人口超过500 万的有29 个；市域人口超千万的城市有18 个，城区人口超过千万的有10 个（详见表1）。中国大城市数量之多，在全球城市布局中尤为瞩目。据《2023 年世界城市人口统计》最新数据，全球人口500 万以上的城市共有100 个，中国占21 个（不包括台湾地区和香港特区）；全球人口千万以上的城市共45 个，中国占12 个（不包括台湾地区和香港特区），两者分别占全球同类城市的五分之一和四分之一多，遥遥领先其他各国。在短短几十年内，涌现出众多人口百万以上的大城市，特别是人口500 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和千万以上的超大城市，这不仅是中国与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更是一种令人深思的国家现代化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特殊现象。

表1 2023 年中国城区常住人口百万以上的大城市 单位：万人

注：1.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4》相关数据整理。其中，沈阳市、东莞市市辖区常住人口数分别引自沈阳市和东莞市《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口数按四舍五入取其整数；2.中山市、三沙市、儋州市、嘉峪关市的市辖区常住人口数为空，未统计在内。

表2 2023 年中国城区常住人口500 万以上的特大城市 单位：万人

注：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4》相关数据整理。其中，沈阳市、东莞市市辖区常住人口数分别引自《2023 年沈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3 年东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口数按四舍五入取其整数。

从世界城市发展史来看，城区常住人口500 万以上的特大城市的集中涌现，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现象。从先发型的发达国家来看，城区人口规模在500 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即使现在也为数极少。例如在美国，截至2023 年，城区人口超100 万以上的大都市只有9 个，而城区人口500 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实际上只有1 个，即825.8 万的纽约。在中国，城区人口千万以上的超大城市有10 个，500 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多达29 个，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在21 世纪集中涌现的。2001 年，中国只有一个城市的城区人口超过1000 万，即上海（1136.82 万人），500 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只有6 个，除上海外，还有北京（974.14 万人）、重庆（896.49 万人）、武汉（749.19 万人）、天津（682.05 万人）和广州（566.68 万人）。到2023 年，新增了23 个城区人口500 万以上的特大城市，这是世界城市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在政府严格限制大城市人口规模的背景下，中国在20 年左右的时间内集中涌现出数量如此众多、人口规模如此庞大的特大城市，至今仍然是一个令许多学者试图解开的学术之谜。不少学者认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人口不断向大城市聚集，导致特大城市的数量和规模不断增长。这是“理性人”的选择，“有其客观规律”，从而也是世界各国城市化的必然趋势（樊纲等，2017：2-3，15-16）。违反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这一普遍规律，不仅无法阻挡特大城市的兴起，而且还必然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包括浪费土地等经济资源、增加城市交通和空间移动成本、产生新的社会不平等和导致新的环境污染等（丁成日，2015：306-311）。

尽管对特大城市集中涌现的内在原因、外部条件、动力机制和发展规律还有待深入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特大城市短时期内在中国的集中涌现既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符合世界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普遍规律，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这是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要素，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性环节，对整个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有着难以估量的重要影响。

（一）人口规模巨大的城市化与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特大城市的兴起及其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一基本特征。西方先发型的现代化国家，大都是人口规模较小的国家，即使像美国和日本仅有的人口规模过亿的发达国家，与中国的人口规模也完全不能相提并论。改革开放重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后，中国的人口规模一直在10 亿以上，现在已达14 亿多。所有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也就是10 亿左右，中国现有的人口规模超过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这样的人口规模在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仅以现代化进程中的脱贫为例，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中国累计脱贫人口高达8 亿多人，对世界减贫贡献超过70%。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 2019 年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如果不把中国计算在内，全球贫困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2023 年，中国29 个特大城市的城区人口总量为3 亿多，其市域人口多达4.56 亿，占当年全国总人口14 亿的近三分之一。无论从人口规模还是从人口密度来说，这些特大城市在中国都具有典型意义。从单个城市的人口规模来看，这29 个特大城市中，有10 个城市超过1000 万，其他最少也在527 万以上。单个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甚至超过了许多欧洲发达国家的人口规模。联合国2024 年《人类发展报告》中位列前30名的发达国家包括瑞士、挪威、冰岛、丹麦、瑞典、德国等，其中大多数国家的人口规模均小于中国的特大城市。由此可见，中国特大城市的现代化，不仅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世界的城市化和现代化也具有历史性意义。

（二）特大城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经济引擎

早期的现代化通常等同于工业化，它是基于工业化之上的整体社会进步过程，经济现代化是整个国家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国家、地区和城市的综合实力，首先体现为其综合经济实力，衡量综合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程度的主要指标包括国内生产总值（GDP）、国民收入和财政收入。从这些关键指标来看，特大城市在中国经济总量和综合经济实力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现代化的强大动力。2023 年全国总人口为14.10 亿，GDP 总量为126.06 万亿元。29 个特大城市的城区总人口为3 亿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1%；这29 个城市的GDP 总量为48.64 万亿元，占全国GDP 总量的38.58%。2023 年全国人均GDP 为89358 元，特大城市人均GDP 高达168238 元，约为全国人均GDP 的两倍。一般认为，GDP 最能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实力，特大城市在全国的经济分量之重由此可见一斑。另一个关键经济数据是人均可支配收入。2023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9218 元，特大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达到84834 元。除重庆、石家庄和汕头外，其余城市均高于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绝大多数特大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5 万元。此外，从人均和地均经济产出的角度看，特大城市的引领作用也十分突出：“2006—2016 年，13 个特大城市市辖区的地均产出和人均产出增速分别达到8.4%和9.3%，是全国所有城市地均产出的4.1 倍和人均产出的1.7 倍”（王新涛，2019）。

（三）特大城市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创新源头

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进步不竭的动力源，也是国家现代化的强大动力源。从世界范围的经验来看，创新常常源于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爱德华·格莱泽在其名著《城市的胜利》中说：“创新总是来自于集中在城市街道两侧的人际交流……佛罗伦萨的艺术创新是城市聚居带来的十分宝贵的副产品……今天的班加罗尔、纽约和伦敦所依赖的完全是它们的创新能力”（格莱泽，2012：7）。例如，全球大都市监测报告显示，全球1/3 的新增就业和2/3 的新增GDP 集中在最大的300 个大都市区。“在很大程度上，超特大城市已经成为引领全球创新与经济增长的主要空间”（傅志寰等，2023：4）。这一经验也完全适用于中国，特大城市汇集了国内一大批高科技人才和高科技企业，从而成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高地。在高级人才吸引力方面，特大城市明显强于其他城市。相关研究表明，“特大城市中43.97%的专业技术人员的学历为大学本科，学历在硕士及以上的比例高达12.87%；而同期全国专业技术人才的学历为大学本科的比例仅为35.00%，学历在硕士及以上的比例为5.60%”（张海东，2020：15）。可见，特大城市专业技术人员的学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其他城市相比，特大城市对科技创新的投入更多，因而其科技创新的成果也更显著。以2023 年的科技和教育两项投入为例，北京为1227.9 亿和521.9 亿；上海为1206.1亿和528 亿；深圳为1001.4 亿和454.9 亿，领先于其他城市；相应地，这三个特大城市当年的专利授权和发明成果数量也遥遥领先于所有其他城市，分别为：北京19.40 万和10.79 万件、上海15.91 万和4.34 万件、深圳23.51 万和6.23 万件。结果是，特大城市成为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最为集中的区域。

（四）特大城市对周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引领

中心城市（central city）是一定区域内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中心，也是特定区域内其他中小卫星城市依托的枢纽。《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指出：“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和重要节点城市等中心城市，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支撑”。中国现有的29 个特大城市，大多是所在地区社会经济活动的中心，也是国家规划建设的各个城市群的枢纽。国家在“十三五”和“十四五”规划中，对全国各地区的城市进行战略布局，形成了以特大城市为核心的19 个城市群，它们分别是：以北京、天津和石家庄为核心的京津冀城市群；以上海、杭州、南京、宁波、苏州等为核心的长三角城市群；以广州、深圳、东莞等为核心的珠三角城市群；以重庆、成都等为核心的成渝城市群；以武汉、长沙、南昌等为核心的长江中游城市群；以济南和青岛等为核心的山东半岛城市群；以福州和汕头等为核心的海峡西岸城市群；以郑州等为核心的中原城市群；以西安为核心的关中平原城市群；以南宁等为核心的北部湾城市群；以哈尔滨和长春等为核心的哈长城市群；以沈阳和大连等为核心的辽中南城市群；以太原等为核心的山西中部城市群；以贵阳等为核心的黔中城市群；以昆明等为核心的滇中城市群；以呼和浩特等为核心的呼包鄂榆城市群；以兰州和西宁等为核心的兰西城市群；以银川等为核心的宁夏炎黄城市群和以乌鲁木齐等为核心的天山北坡城市群。

显而易见，特大城市作为中心城市，在所在的城市群中均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尤其是特大城市集中的城市群，如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不仅是本区域的经济和文化枢纽，也是全国社会经济生活的辐射中心。

特大城市的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的晴雨表。特大城市的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先驱。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正式确立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党的十九大又正式将国家治理现代化纳入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之中，即在2035 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在2050 年全面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这意味着，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2011 年中国的城乡人口比例实现历史性逆转后，城镇人口日益增多，到2024 年底全国总人口为14.08 亿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9.44 亿人，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7%。换言之，绝大多数中国人已经居住在城镇，城市治理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诸多先进经验，如“一站式服务”“即诉即办”“最多跑一次”“阳光政务”等深受居民欢迎的公共治理和公共服务，均来自特大城市的创新实践。以在政府治理领域深有影响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为例，2000—2015 年共八届178 个获奖项目中，获得5个奖项以上的区域几乎全是特大城市，依次是：深圳市16 项、北京市9 项、上海市8 项、重庆市6 项、成都市和青岛市各5 项。

然而，空气污染、交通拥堵、资源短缺、住房紧张、邻避现象、贫富分化、安全缺失和社会不公等国家治理的病症，在特大城市中也同样更加典型。以收入差距为例，2018 年，特大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54。同年，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47。特大城市收入差距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张海东，2020：127）。因此，特大城市的治理现代化在整个国家的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可以说，特大城市不仅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具有战略引领作用，而且对整个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尤其是城市治理的现代化，也同样具有引领作用和典型意义。

总之，城市化和现代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经之路，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经之路。城市化与现代化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和共同趋势，每个国家的城市化和现代化，既要遵循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普遍规律，也必然具有自身的特色，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也不例外。中国式城市化和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大批特大城市的集中涌现。特大城市以其占全国1/5 的人口，2023 年占据了全国GDP 总量的34.2%，以特大城市为核心的19 个城市群更占据了全国80%以上的经济总量，这表明特大城市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强大引擎和主导力量。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未来前景，无论是经济现代化还是治理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都将取决于特大城市的改革创新。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城市学和历史学等多学科角度对特大城市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将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