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沈体雁
2018年11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上海时指出:“城市管理搞得好，社会才能稳定、经济才能发展”，“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习近平希望上海继续探索，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超大城市管理新路子，不断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什么是一流城市？我理解，就是要实现经济发展规模、人口规模和土地占用资源占用规模的平衡增长，也就是我们要追求最大的人均产出、地均产出和最适宜的人均占地。基于此，我提出了“四好城市”模型，就是一流城市应该有四个“好”：好的产业、好的生活品质、好的人和好的治理（Good Business，Good Life，Good People，Good Governance）。根据城市这四“好”一流城市要有好的生活环境、好的营商环境，好的市民、居民、创新性人才和好的政府。好的生活，好的商业，好的人才都需要有好的营商环境，好的建成环境和好的养成市民环境去支撑好的城市人口和商业。也就是说，一个城市能不能在政府、市场、社会及广大市民之间建立一个更加良好的治理结构，能不能允许更多人参与到城市公共服务的提供、公共生活的维护、公共空间的运营中来，是一个城市能不能建立成为“四好”特征的高品质城市的关键。
城市是一个共治共生的社会生态性，不同的生物之间相互依存，互利共赢相互合作的关系。像北京、上海这些超大城市的活动，众多的功能流和空间载体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城市共生系统，怎么能够让城市进行更好的共生呢？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家张卫民老师认为，市场可以让素不相识的人共同协作完产品的生产，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比较精妙的共生行为。2009年诺贝尔奖经济学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有一套叫做自主治理或者多中心治理的理论，居民可以自主形成一种共生的秩序。
我国当前一些企业，特别是一些IT企业做企业运营或商业运营的经验对城市公共服务运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一方面是阿里用淘宝从0到1，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电商集群；另一方面是海尔，用“人单合一”工业互联网模式，把庞大的现代化制造企业解构成为成千上万影响企业的集合。在城市治理中，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同样的思维，把中国10亿市民的庞大城市公共服务，解构成成千上万的城市管家、物业公司、城市服务商的市场和集体或者共生体。围绕这个思维，我们提出了两个层次的城市治理基础设施：从国家层面上来看，国家建立城市公共服务运营基础设施；另外鼓励各城市建立与当地生活品质相适应的多层次公共服务平台，从而支撑建立企业的产业集群和创新生产和社会创新集群两个创新生态。
因此，我们提了十个倡议：
第一，建立城市伦理，倡导“共生人”理性。在某一城市里生活，应该遵守这个城市的公共规则，应该以城市的公共利益作为自己行为方式的触碰点。无论是经济学领域的“理性人”“经济人”假设，还是新提出的“城市人”“雅性人”假设，其实都是“共生人”的假设，都应该是追求一种共生的价值观。在这种共生价值观里，天地万物都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要有良好的企业业绩表现，不仅企业自身要有核心竞争力，而且企业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去培养优秀的人才。通过打造一个优秀集体来打造一个优秀的自己，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共生的价值观。
第二，实现组织变革，发展共生型组织。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陈春花教授在马克思·韦伯理论和彼得·圣吉的学习型组织之外，提出一个共生型组织的概念。所谓共生型组织是一种基于顾客价值的、高效的、跨领域的价值网络。实际上我理解就是一个组织边界高度模糊、组织之间高度关联的组织。
第三，建设国家城市治理和城市服务的基础设施，实现城市基本服务的均等化、普惠化和边窄化。我们建议建立部、省、市，直到乡镇街区的城市城市管理公共服务云平台，通过平台，可以实现一些基本的城市公共服务，比如城管网格化管理基本服务。
第四，建立城市服务清单，构建现代城市服务体系。未来应该至少从三个层次来思考和构建我国的公共城市服务体系。一是国民公共基本服务；二是为每个城市市民提供最基本的城市公共服务；三是各个不同的城市，根据他们自己的经济实力、文化传统去提供真实性或者定制性的城市公共服务，比如北京西城区政府计划把西城区打造成书香气氛浓郁的城区。
第五，开展城市服务市场设计，建立现代城市服务市场。城市公共服务可以像城市建设一样，成为一个庞大的市场或者准市场。政府主要是去制定城市管理的标准，制定城市管理命名的规则，提供城市管理运行的基础设施，积极培育和打造专业的城市服务供应商。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主管部门通过建立或制定一套绿化空间的导则，鼓励地方政府把一些公共空间拿出来，有计划地交给第三方运营公司来进行运营管理，而所有的运行痕迹数据都会显示在国家城市管理服务平台上。这是国家走精细化管理的必由之路。
第六，打造创新性产业集群，优化产业生态。按照哈佛大学商学院著名管理专家的意见，在美国成熟的经济体市场中，影响一个地区竞争力和运营能力的，不是宏观政策，也不是要素禀赋，而是由大量研究性大学、研究机构、企业、创新社区、行业产业、孵化器等共同形成的，一个高度凝聚的产业集群。
第七，打造创新性社会集群，构建城市服务生态。在城市服务里，我们既需要像碧桂园服务这样专业的城市公共服务运营商，也需要众多的中小微平台主、创客，大量的研究组织和社区组织，一起提供个性化和生态化的社区服务。
第八，培育专业的城市运营商，推动城市运营专业化和职业化。我一直在想，各地到底有哪些城市公共服务，这需要我们梳理建立一个城市公共体系。碧桂园服务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资料。
第九，实现全景城市服务大数据，建立积分制信用体系生态。把所有研究组织、社群组织、专业运营商，包括大量公共服务的市场、机构集中在公共服务平台上，就可以为这个城市所有生态资源建立信用体系，解决制约城市发展的痛点难点问题。比如北京西城区，最让人头疼的问题是居民在公共停车场私自安装地锁，将公共停车场占为己有。原因是北京停车费很贵，但淘宝上的地锁卖得比较便宜在20~50元之间，相比之下，居民就会冒着违反公共治理规范的风险去占用公共停车场。这样的困境怎么解决？我们认为只有对居民行为痕迹进行信用鉴定，如果三次警告还装地锁，就给发法院传票，再不改就上个人信用黑名单。所以，建立城市服务大数据和个人信用体系是城市公共服务生态体系运行的基础。
第十，建立国家城市共生实验室，开展循证城市治理研究。如果我们拥有城市服务大数据，就可以建立很多模型来研究，对城市运行进行诊断。我们可以借鉴循证医学的方法，利用大型场景数据对城市病进行治理，例如我们把城市的最佳证据、最强专家和潼湖科技小镇独特的历史文化、城市场景及城市公共价值有机结合起来，为治理城市病开一剂强有效的“药方”。
作者系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沈体雁教授，本文节选自作者在碧桂园服务“智领未来，与城共生”城市共生计划发布会上的讲话，有删改。